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邵计勤总是缄默的，极少有过老人们那种“负暄闲话”之乐。父亲寿近期颐，久阅春秋，且履历不凡，按说可聊的东西很多；再者说，作为在时代巨轮颠簸下的活人之一，种种激情、拼搏、求索、悲愤、迷茫、隐忍、挣扎、苦闷、希冀，压聚、迭化成云水万千的往事，他的内心肯定不会静如止水，可他老人家最终却选择了“缄默”，宁可将爱恨情仇全都深埋心底。这对多年来一直从事家庭史写作的笔者来说，无疑增加了读解上的难度。
一
我对父亲的有限认知，大多是在某种特殊契机的触发下，由他“口述”得来的。
父亲的左耳一直重听。记得有一次，我曾好奇地就此事问起父亲，没想到一向缄默的父亲竟难得地来了一次“口述历史”——
“我八岁开始在本村（即小管村，在今山东乳山市）读私塾，因我是独生子，你爷爷原想供我读几年私塾，学到能写会算后就可继承他创建的那份邵家基业，这样世代就不会再受穷了。可我当时另有想法，只提出‘家里的财产我不要，只要供我上学就行了’。谁知你爷爷一听这话就来了气，一个劲地骂我‘书呆子！’‘傻瓜！’不过你爷爷是见过大世面的，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强求，也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小时读书很用功，不像邻里孩子们那样贪玩，时间一长，便有了一点‘乡曲之誉’。可有一次，家里盖房子，我回去帮着干活，耽误了功课，塾师让我站起来背书，我实在背不下来，结果被塾师狠狠打了一耳光，我的左耳就是那时被打聋的。”
年，父亲（左）与同窗好友张川云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合影留念。
“那后来呢？”我好奇地问道。
“后来我考上了‘正谊中学’，这是省城济南的一所私立学校，由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创建。这所学校崇尚民主和开放，以造就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材为己任。在办学思想上，打破陈旧的教学理念和育人方式，主张有教无类，摒弃封建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习，开创了民主进步教育的新风气。
“入校不久，我便发现这位鞠校长不愧是‘山东的蔡元培’，他在聘请教师时唯才是举，不问政治信仰与资历，并允许教师自主选择教材。为扩大学生的闻识，鞠校长还邀请黄炎培、陶行知、张伯苓等南北教育界著名人士来校演讲。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一批学界、政界精英脱颖而出，其中最有名的有季羡林、孙思白、王树元、王统照、高魁元、王宇亭等，还有张春桥，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惜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爆发后，正谊中学的南楼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校长鞠思敏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宣布学校解散。在济南沦陷前夕，我满怀愤恨告别了正谊中学，回到家乡。现在想来，我在正谊中学的时间虽短，但我人生最重要的启蒙教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后来脱离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因为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父亲（右）在海阳所小学任教期间与同事孙大川打篮球时合影留念。
“那您后来又回过正谊中学吗？”我紧接着问道。
“当然要回去，我初中还没念完嘛。当时为了避乱，在家待了半年多。年3月，日寇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济案协定’，同意在两个月内撤军。同年7月，济南各校纷纷复课。我就重回到正谊中学。记得刚到校，鞠校长便带领我们来到校园南教学楼顶留下的一大片弹痕前，然后慷慨致辞，勉励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好报效国家。我至今还记得南教学楼顶是用青瓦铺成，学校特意将炮弹击中的地方补上一片红瓦，意在警示学生勿忘国耻。
“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了济南高级中学、正谊中学、省立第一乡师、省立一师、省立一中等学校学生组成的示威团，举行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愤于日寇的野蛮侵略，示威团又组成了赴南京的请愿团。多名学生冲破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军队的阻挠，涌入济南火车站卧轨抗议。11月初，我们声势浩大地乘火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政府请愿，呼吁‘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可我们到南京后的第二天，就被国民党军队围堵，随后便将我们押送回济南。”
父亲能够打破一贯的“缄默”而“口述历史”，这对我来说，不啻望外之喜，并由此生发出一种“走近父亲”的快意。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二
关于父亲是否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他老人家过去一直不愿谈起。而这，一直是笼罩在我心头的一个谜团。为了弄清这段史实，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走访了不少当事人及其后人，才进行了大致的“历史还原”。
五三惨案后，父亲被迫回乡。没几天，正在家乡组织领导农民协会的同窗好友邵一五、于枢庭（当时已是国民党党员）便找上门来，告诉父亲，现在各县、乡、村，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争取农民权益，父亲听罢。二话没说，就加入了农民协会，与他们二人一起在小管村有声有色地组织领导农民协会运动。
虽然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破裂，如火如荼的全国农民协会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酷打压，纷纷被迫取消。而海阳县因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加之统治胶东半岛的军阀刘珍年，对此不预干涉，故在各地农民运动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这里的农民协会运动依然赤帜高张，声势浩大。
据相关资料显示，胶东半岛当时的斗争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年2月，司马庄赤家口村的地主于心端勾结大刀会头子宋四坤，杀害了耿文华等13名农民协会会员。官地村农民协会头领周武闻此噩耗，立即号召各路农民协会向赤家口附近集结，围剿大刀会。
是年2月10日，父亲与邵一五、于枢庭带领小管村与邻村的协会会员，随着各村的农民协会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地赶往赤家口南面的北山。这时农民协会已聚集近万人，他们手持土枪、大刀、长矛、棍棒等兵器，与山下赤家口村内仅有多人的大刀会已形成对峙。按理说农民协会以超出对手人数20倍的绝对优势大兵压境，这场战斗可以说是胜券在握。可谁知大刀会作为一支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力量，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凶猛野蛮，且略通兵法、指挥统一；他们甚至吹嘘受过武师、巫师的真传，已练就“刀枪不入”的神功。
是日午后1时许，宋四坤首先下令大刀会冲出村庄，兵分三路向农民协会阵地进攻。中路由大刀会头目于天瑧率部猛打猛冲；两翼就像铁拳一样左右开弓，所向披靡。战斗一打响，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农民协会很快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被大刀会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散。至于邵一五和于枢庭拟介绍父亲加入国民党之事，也因农会运动的失败而无果。父亲与邵一五、于枢庭的此次分手，亦成永诀。
父亲早年的这段“革命经历”，颇有点雷动风响的传奇色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适宜讲述的动人故事。可他老人家生前却只字不提，过去我一直感到罕闷。
踵随阅历的增长，我渐渐对此有了新的解悟——由于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且长期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掌红印”的），这在他所处的那个“唯成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是很容易遭人诟病的（这一点非亲历者是难以理解的）。尽管父亲从青年时代就倾心革命，并彻底与家庭脱离了关系，纵身投入时代的激流之中，但父亲能走出家庭，却走不出“家庭成分”笼罩在他心头的浓重阴影，他献身革命，却“革”不掉“出身”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戳记。记得小时候，“出身”啊、“成分”啊这类声音总是不绝于耳，我那时对此并无真解，却也朦胧地意识到，这肯定是对父亲精神戮刺很深的东西——后来我常想，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生活中，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以简单的思维来处理各种具体、复杂的事物。事实上，以“唯成分论”这种观念、模式、标准“一刀切”的做法是相当可怕的；有时这一刀切下去，便会有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抽搐，在呻吟。可在当时那种举国若狂的语境中，父亲唯一能作出选择的，只能是“缄默”——尽可能地避免触及深埋心底的那个痛点。
三
从本质上讲，父亲也是个“性情中人”，但他的“性情”，早已在风雨惊人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严重扭曲了。“被缄默”原本是生命的一种异态，但对“出身地主”的父亲来说，隐忍得久了，也就变成了常态。
但父亲也有作为“性情中人”“聊发少年狂”的一面，这缘发于一次不期然而至的外部契机。
大概是在年的夏季，滕县史志办的两位同志在哥哥的老师王诗徐先生的介绍下，来到我家，向父亲了解滕县鲁南麓水中学的相关情况。我那时年幼，只是好奇地坐在一旁听，从中了解到麓水中学是由山东军区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记得父亲那天表现出平素从所未有的兴奋，且非常健谈，他兴致勃勃地向来自滕县的两位同志回忆道：
“我是年4月调入滕县鲁南麓水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的。在这前一年，日寇针对八路军在胶东势力的不断壮大，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来回历时40天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反‘扫荡’胜利后，组织委派我参加胶东东海专署教育科主办的中小学校长训练班，后又几经调动。年9月，我被调到麓水县鲁南峄滕联合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第二年初，经该校校长宋增山、支部书记王华南介绍，我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麓水对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你们二位从滕县来看我，我非常欢迎，也十分高兴。不过，我在麓水中学工作的时间不长，很难回答你们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刚才讲到我在麓水入了党，可仅仅一个月后，国民党军队便开始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在学校组织撤离行动中，我作为殿后的组织者，经过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穿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终于护送学校师生安全突围。几天后，我又辗转来到泗水县星村——鲁南曲阜师范学校。这时，我担任指导员兼班主任。
年3月9日，渤海干校青年队第五班毕业摄影。第二排左五为父亲。
“后来，中央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当时急需培养一大批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便决定在惠民县创办渤海干部学校。在创校之初，组织上委派我负责筹建青年大队，并委任我为青年队中队长。年1月，我被提升为渤海干部学校大队副主任。9月，随着全国的解放，渤海干校也完成了他自身的历史使命，宣布解散。”
应当说，父亲的上述回忆，已超逾了来自滕县的两位同志的访谈内容，但他们与我一样，倒也听得津津有味，其中一位年长一些的同志则干脆与父亲拉起家常，父亲一向不喜闲聊，此次却非常乐于奉陪。当这位老同志向我父亲问起后来的情况时，父亲竟又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
“渤海干校解散后，我调入惠民渤海行署干部科，管理人事工作，兼土改工作组成员。在渤海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许多分得土地的贫农害怕再调剂得而复失，不敢深耕细作施肥；中农则害怕土改还要剥夺现有的土地，种地的积极性也不高。与此同时，在农民心中还普遍存在着‘四怕’心理：怕参军、怕斗争、怕平分、怕插伙。我们当时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政治宣传，提出‘多上一车粪，多打一升粮’的号召，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开展农业生产。为了推动插伙组与互助组，我们还在农忙时节帮助农民夏收复种。可我们一开始并不受农民群众的欢迎，用他们的话说：‘俺可从来没见过当官的帮着农民扛活。’他们甚至怀疑我们要分他们的口粮。可后来看到我们不惜气力，不断地为他们办实事，讲道理，总算打消了思想顾虑。不容易啊！”
说到这里，父亲的脸上浮现出一片开心而舒展的笑容。在父亲身边陪侍多年，这样的笑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故逮至今日，犹难以去怀。
四
父亲一生涉足于教育、电业、煤炭、组织、人事等各个领域，工作调动相当频繁。可以说，父亲工作的历史，就是不断履新的历史。
年6月，父亲从惠民县调到山东省政府民政厅秘书室担任资料秘书。两个月后提升为民政厅地政处副科长。次年3月，由山东省省长康生亲笔签发了委任书，任命他为山东省政府发证整籍委员会第一科科长。11月，党中央推出“增产节约，简缩机构”的政策，父亲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经过一月的培训后，于年1月，调到鲁中电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这标示着父亲已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教育行业，转入电力行业。8月底，调到淄博市供电营业所担任主任兼支部书记。
父亲在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工作时的照片。摄于年。
年，父亲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各地慰问人民解放军。图为父亲（右）与同事合影。
年12月31日，国家电力管理局下达（55）电京苏字第号通知，决定成立韩庄发电厂筹建处；国家以“”为工程代号。年元月16日，电管局从鲁中电业局、徐州电业局调集优秀干部与技术人才，建设江苏省解放后第一座火力发电厂，急调父亲担任筹建处党支部书记。
至于父亲当年筹建韩庄发电厂的具体情况，父亲从不多讲。年，韩庄发电厂举行建厂30周年庆典，父亲被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对于长年赋闲家居的父亲来说，不啻在他平静如水的晚年生活中掀起了一大波澜。
自从接到邀请，父亲竟表现出多年来少有的激奋，话也多了起来。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小酌，几杯老酒落肚后，他老人家竟乘着酒兴第一次主动地向我们聊起当年筹建韩庄发电厂的情况——
“当时一接到调令，我马上赶往韩庄，记得那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严冬，刺骨的寒风从微山湖面吹来，发出哨子般的声响。那里环境虽然恶劣，条件艰苦，可大家的建设热情都非常高，我那时一天到晚与苏联专家在一起研究如何攻克难关，带领大家早日建成电厂。当时参加会战的建设者大概近人，因为有国家和地方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又有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国际援助与技术指导，我们的信心很足，坚信电厂能早日上马。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当艰苦，经常是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饿得不行，但根本找不到吃的，我就喝两口老白干，倒头就睡着了。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最苦最累的就是这一时期。
年2月14日，父亲（后排右四）与鲁中电业局机关人员为欢送马局长、庄科长在办公大楼前合影。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到了年底，韩庄发电厂第一期工程竣工，在江苏省电力工业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它为徐州电网建设、为增强徐州市及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供电能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可正当我沉浸在韩庄电厂刚刚建成发电的喜悦之中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调令，把我从鲁中电业局调到徐州煤炭基建局。
“说实在的，当时真不想离开啊！身为筹建处党支部书记，我深知筹建一座电厂有多么艰难，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带领着全体员工，不知洒下多少汗水，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也因此与电厂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说真的，接到那一纸调令，我当时就落下了泪。”
父亲的这番肺腑之言，令我感动不已。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特殊的“家规”：只要离开房间，一定要随手关灯。如果屋里无人，而灯却长时间亮着，父亲一定会大发脾气，并总会重复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这电来得不容易啊！”老实说，过去我并不太理解父亲对电的那种特殊感情，直到听罢父亲的这番讲述后，我才真正明白这一切真的是“其来有自”。
父亲摄于年，时任韩庄发电厂党支部书记。
年，父亲（后右）在徐州煤炭基建局工作时在东郊杨庄拍摄的全家福。
五
父亲离开韩庄电厂后，被任命为徐州煤炭基建局第一建井处党委组织科科长。年调入徐州煤炭基建局党委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科科长。后又担任华东煤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组织部部长、华东煤炭基建公司支援新区建设办公室主任。
从父亲的履历看，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转行：从电力行业转到煤炭行业。父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好恶，处处以大局为重，不论从事何种行业，不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工作，他都会尽心竭力，恪尽职守，笃勤匪怠，夙夜在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尽管如此，在“文革”期间，父亲还是因家庭成分问题、个人历史问题遭到革职、排击、审查、批斗等不公正的待遇。可斗来斗去，那些善于“上纲上线”的造反派们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即使如此，但在当时那种“左”雾弥天、厄运盖顶的历史情势下，父亲还是被逼着写各种交代材料，大会小会作各种违心的检讨。白天被揪斗、审问了一天，一回到家中，父亲除了喝几盅闷酒外，话当然就更少了。
尽管父亲一直保持着令人难堪的“缄默”，但在我看来，在特定的情势下，“缄默”本身也是一种言说；从本质上讲，缄默，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失语症，一种虽知道结果却又无法改变的无可奈何。在父亲身上，它呈现为一种巨大的分裂感：一方面，他的心灵世界、记忆、经验、语言始终与过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却厕身于波谲云诡的现实世界中，至于未来是什么，则完全是不确定、不可预料的。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神色黯然地对母亲说：“就怕孩子以后要受影响！”如今想来，这里面所隐藏的“潜台词”仍然是那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出身”问题，而深层意味则是对未来不可预测的迷茫感——这对父亲这样一个以信念为基石一路打拼过来的老人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
年元旦，父亲在汤山疗养院疗养时，与一疗区二组党小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起：周儒荣、张文华、邵计勤、姚成美；后排左起：詹稞仔、雷文锡、郭军尧。
年2月8日，父亲与徐州基建局组织部同事欢送巫幼珍履新合影纪念。前排左起：王祖皇、巫幼珍、邵计勤；后排左起：刘福善、董凤和、林志恍、丁俊成。
父亲长期从事组织工作，大半生都处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见惯了太多触目惊心的明争暗斗，沉浮起落；深知社会之险恶，人心之难测；就连身边那些“根正苗红”的“老革命”都被整得死去活来，何况自己这等随时都将被打入“另册”之人。故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父亲之所以“讷于言而慎于行”，之所以在工作甚至生活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律与警惕，乃至最终选择缄默，皆可视为一种顺应现实的无奈举措，是一种保全自我的消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缄默”既是一种“常态”，也是长期处在某种异己环境下“不得不尔”的“异态”。从二者的关系中，是否也折射出某种令人心痛的东西呢？
年春，父亲（后排左五）与华东基建局机关同事游历徐州市云龙山时在放鹤亭前合影留念。
六
“文革”后期，父亲被安排在兖州矿务局总仓库工作，这实际上是让父亲“靠边站”了。父亲长长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紧张忙碌中度过的，根本适应不了这种无所事事的闲差，故经常发牢骚说：“与其滥竽充数，不如解甲归田。”年夏，父亲断然决定：提前离休。在正式办理离休手续前，组织上曾一再约他谈话，关切地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一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的父亲，这次却真的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一点用来搭防震棚的木头（当时正是年夏，据相关部门预测：徐州将会有地震，故当时家家都搭上了防震棚）。记得当这批木头从兖州运到家时，父亲还不无得意地说：“这下好了，我搭防震棚不用愁了！唉，这点事也要依靠组织。”言下颇有愧恧不安之意。后来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专程从山东来看望父亲，一见到我便动情地说：“你父亲确实是个老革命，大好人，干了一辈子，临退休向组织上要了点木头还一再称谢，这样的老干部，实在是难得啊！”
年夏，父亲离休后的生活写照，孙子膝前萦绕，他在读书看报。
这就是父亲——坦荡、高尚、无私、率真、纯朴。我深信这其中的每一个词语，都足以被父亲大量的生活细节所激活，所照亮，但因篇幅所限，无法在此一一展开作为人子的“亲情书写”。在本文将要结束时，我只想忍泪再说上一句：“缄默”的老爸啊，您这一生活得真够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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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辑
父亲的“缄默”
文图
邵迎进
冯克力主编
年8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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